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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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片来源:摄图网)

这两天,深圳接连荣登全国舆论场的C位,让人目不暇接。

先是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“地球经济中心论”,然后是粤海街道办的突然走红,最新是政府出钱给高科技人才补贴个税,符合条件的紧缺人才,百万年薪有望少交30万税。

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,我们还发现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交大、浙大等顶级学府的毕业生,第一就业选择往往都是华为、腾讯、招商银行、万科等深圳企业。

深圳之所以受到舆论的如此厚爱,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主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本土企业。

我们不禁想问,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企业像蚂蚁一样扎堆出现在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?

区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,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?

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?

回顾深圳的城市发展史,我粗浅地总结出这样几个东西,它们对深圳企业的发展来说,可能至关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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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,深圳最早给予了中国人创办企业的自由。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、自由地选择职业、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,在改革开放之初,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了。正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,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才能够吸引到一大批像任正非、马明哲、王石这样的优秀企业家。

任正非、马明哲、王石原本都成长于体制内,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社会风潮下,如果没有深圳这个“不一样的地方”,这些创业家至今可能仍在体制内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,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最大的制度红利,最大的风口。

王石刚到深圳时,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。1983年,赤手空拳的王石来到深圳后发现,由于航道运输问题,当时的玉米市场存在价格扭曲现象,于是他当上了大连到深圳的玉米中间商,靠着这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任正非创业之前,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,创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,就是公司做什么业务才赚钱,他甚至研究过减肥药这样的生意。1988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任正非经人介绍,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,才算踏入了电信行业,这个业务一开始和王石倒卖玉米是一个性质。

马明哲创办平安,也离不开深圳的支持,如果不是在深圳,这家企业很可能就做不起来。马明哲18岁高中毕业,下乡当知青,回城后,他先被分配到阳春市八甲水电站,后被调到蛇口,从劳动人事处做到社保公司的经理助理。

工作期间,马明哲建议成立一支工伤保险类的基金作为职工的保障,这个提议得到了袁庚的认可,但马明哲低估了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,一位银行副行长告诉他: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,要做得成立新公司、申请牌照。马明哲这才知道这建议“玩大了”,在当时那个年代,这样的牌照极少,想创办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也是极难的。

但马明哲的这个建议获得了袁庚的大力支持,在袁庚的帮助下,马明哲前往北京,单枪匹马“走审批”。2年后的1988年,平安保险正式成立,这家公司带有显著的蛇口“改革”气息,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、地方性保险公司。多年后,它和招商银行一起,成了袁庚履历表上最辉煌的“作品”。

现在复盘来看,无论是倒卖玉米、倒卖交换机,还是创办商业保险公司,这类“不务正业”的生意在当时只可能出现在深圳,只有深圳才允许、支持人们创办这样的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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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深圳最早出现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。深圳虽为经济特区,但既非汇聚一省资源的省会城市,也不是位高权重的直辖市,并不拥有多少垄断性的、排他性的资源,唯一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的营商环境,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。

在这座城市创业,不要指望“批条子”和“特许经营”这种捷径,从来都只能自力更生,按照市场的规则办事情,有问题“找市场”,而不是“找市长”,这一点可以从众多深圳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可以看出来。

观察平安、华为、腾讯、万科、招商银行、中兴、金地等深圳企业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里面除了腾讯,其他几个企业的“老板”,几乎从未出现在媒体热议的富豪榜上。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,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,万科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商,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,但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者CEO并没有因此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。

他们只占据公司极少量的股份,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与分红,与其说是“老板”,不如说是高级打工仔。他们所在的公司也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,也没有实际控制人。

股份分散成为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迹。即便是后起之秀腾讯,创始人马化腾也只占据10%不到的股份,其对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权,而不是控股权。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,推动平安、华为、万科等企业建构了一套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,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让企业适应市场环境,培养市场意识,增强市场竞争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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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深圳最早坚持创新发展的模式。今天的中国,“科技强国”已成为基本国策,人人皆谈创新,人人都深知创新的重要性,但这个认知并非一蹴而就的,中国人集体谈创新,也就是最近五年多的事情。

十年前的中国,有一个十分热门的词汇,叫做“山寨”,那个时候的深圳就是“山寨”的代名词,人们对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嗤之以鼻,殊不知十年之后的今天,“山寨”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,深圳也从“山寨之城”,摇身一变,成为国人心服口服的“创新之都”。

深圳的转型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早在上世纪90年代,在各大城市热衷于卖地造城、招商引资的风口上,深圳就明确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。

到本世纪初,深圳就率先提出创建创新型城市,2006年,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,批准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各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试点。把创新列为“一号工程”的城市,深圳是头一个。

在此背景下,深圳的产业政策非常成功,通过大力扶持高技术企业,培育了一大批本土创新企业。有人说,整个深圳市的发展模式,就是风险投资模式,狼性十足,敢于冒险,敢于对赌新兴产业,哪怕成功率只有1%,也勇往直前。

深圳市政府的创新发展理念,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企业,华为、平安、腾讯、万科纷纷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榜样。华为是今天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,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超过销售额的10%,比清华北大一年的科研经费总和还要多,超过A股400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的总和,其每年申报的PCT国际专利稳居世界前列。

平安、招商银行等金融企业,在创新上也毫不示弱,近年来大力推动“金融+科技”的双轮驱动战略,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超过百亿元,是中国金融巨头中最重视创新的两家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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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为什么如此成功?按照我的粗浅理解,一言以蔽之,永远对企业家友好,永远欢迎那些有志于创造财富的人,永远狼性十足,永远对外开放,永远拥抱市场经济。
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:“城市战争”(sunbushu123),作者:孙不熟,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、广州市房地产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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